张滨滨/文

　　我和父亲毕业于同一所大学——大庆石油学院，虽然前后只相差二十多年，但由于时代的变迁，我们走过了两条差异很大的成长之路。

　　父亲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上大学的，当时录取的比例是4%。

　　我是全国高校扩招第二年考上大学的，录取比例已扩大到60%。

　　父亲入学时想的是：用知识武装自己，为社会主义事业填砖加瓦。

　　我入学时想的是：选个好专业，以后能找个好工作。

　　父亲那时每年学费130元，寝室费50元，整年的费用也就400元钱。

　　我每年的学费4800元，寝室费1200元，一年全部费用超过万元。

　　父亲的副食补助是23元，吃饭花不了还能余些做生活费，一学期也就开学和过节能和同学一起改善改善伙食。

　　我的副食补助是33元，也就能在食堂吃三四天，总觉得食堂饭不好吃，每星期都要和同学去饭店HAPPY几次。

　　父亲喝学校的开水，每壶2分钱，喝的时候总觉得今天的水又没有烧开。

　　我用饮水机喝纯净水，每桶5元钱，喝时总觉得味道不好下次换个牌子。

　　父亲在大学里只到国营商店买过一件衬衫、两双处理鞋，做过2件衣服，也是因为不得不换了。

　　我每次换季都会到新玛特商场买几件衣服，还要讲究搭配得是否合适。

　　父亲那时每周都会买《参考消息》，看看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还要和同学讨论现在的国际形势。

　　我每周都会买《体坛周报》，在上课的时候坐在教室后面看，和几个球迷一起热评胜负。

　　父亲大一时加入了“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新认识社团”，定期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期对中国的指导作用。

　　我大一时加入了“公共关系协会”，每周都参加协会组织的论坛。

　　父亲打电话必须周末早早去学院的邮电局排队，简单说几句话就赶快放下。

　　我大二的时候就用上了手机，一闲聊，手机电池打热了都不舍得放下，没事的时候还相互发短信。

　　父亲有个收音机，天天听新闻、学英语，歌曲听邓丽君的甜歌和台湾的校园民谣。

　　我脖子上总挂着mp3，今天听周杰伦的《东风破》，明天天知道流行谁。

　　父亲那时几乎每晚都去自习室学习，珍惜大学的分分秒秒。

　　我没事就去学校附近的网吧玩游戏或者聊天。

　　父亲那时课余时间能学点电工知识，总觉得多会一门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后能有用。

　　我上学时选修课是英语，只是为了通过英语4级考试，毕业时能有学位证。

　　父亲那一届，大庆石油学院才6个专业，学生800人。

　　我是2004届毕业生，大庆石油学院已经有了13个2级学院，仅本科专业就有45个，学生近4000人。

　　父亲那时毕业服从国家分配，听从“献身祖国石油事业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去吧”的口号，就业率100%。

　　我大四的时候找工作双向选择，遵循新时代“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”的理论，到毕业时还有很多同学没有就业。

　　父亲20世纪80年代初毕业到大庆石化公司工作，每月工资53元。

　　我2004年7月到大庆石化总厂报到，月薪1500元左右。

　　父亲上大学的时候是在老校区，总想像着以后的学校会是什么模样。

　　我毕业在大庆的新校区，走的时候相信大庆石油学院的明天会建设得更加的美好。

　　我和父亲经常谈起各自的大学生活，两相比较，我们都觉得很有意思。而比我年轻的一代也会有跟我们更不相同的成长之路。我认为，虽然一代一代不同的大学之路是时代变迁的结果，是我们生活越来越好的表现，但父亲那辈很多好的精神我们还应该保留下去，传承下去的。